在20世纪初的行为主义浪潮中，英国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提出了独树一帜的理论体系——策动心理学（Hormic Psychology）。虽然麦独孤早于约翰·华生（John B. Watson）提出心理学应是一门研究“行为”的实证科学，但他对行为的本质理解却与早期行为主义的机械论截然对立。
华生等传统行为主义者倾向于将行为简化为“刺激-反应”（S-R）的物理反射弧，而麦独孤则强调身心交互作用。在他看来，行为是一种包含心理与物理二重变化的心物过程，绝非单纯的机械应答。唯有从“知”（对事物的感知）、“情”（对此事物的情感体验）与“意”（趋向或躲避此事物的意志）三个维度，才能完整描述有机体的行为。这种将目的与意志引入行为分析的立场，构成了策动心理学的主要观点与核心思想，并赋予了行为一定程度的非决定性与自由性。
麦独孤最初将其学说称为“目的心理学”（Purposive Psychology），后借用希腊语中意为“冲动”或“策动”的词根 horme，于1930年代正式更名为“策动心理学”，以表明机体内部存在某种不甘受物理法则完全约束的驱力。
本能与情操：驱动人类社会行为的内在动力 #
在探究行为的源头时，麦独孤拒绝接受“人类行为纯粹由后天环境重塑”的说法。他认为策动和维持一切思想与行动的根本动力，是机体在长期进化过程中由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遗传倾向——即本能。
根据麦独孤本能理论与情绪的关系，每一项本能都包含三个不可分割的心理成分：
- 知觉成分：对特定客观刺激产生特别注意的先天倾向（如识别食物或潜在威胁）。
- 行动成分：指向特定目标的驱力活动，在未获得满足前不会轻易停止（如觅食、求偶或逃避）。
- 情绪成分：伴随本能动作而生的核心情绪内核（如逃避本能对应恐惧情绪，争斗本能对应愤怒情绪，好奇本能对应惊异情绪）。
麦独孤列举了逃避、合群、争斗、母爱等十余种基本本能，并以此为基础拓展至社会心理学领域。他指出，随着个体的发展，若干先天的本能情绪会在后天围绕特定的对象（如国家、家庭、宗教）结合并组织化，形成情操（Sentiments）。
情操的建立标志着个体意志对情绪冲动的有效调控。缺乏情操的约束，个人的心理生活与群体的社会秩序都会陷入混乱。麦独孤甚至将其应用于变态心理学，认为当环境对个体的调整需求超出了其本能自律系统的承受极限，或某种本能倾向过度膨胀时，心理功能错乱便随之发生。
区分目的行为与机械反射的七大标准 #
为了明确策动心理学与行为主义的区别，并划清有意识的目的行为与无意识机械反射的界限，麦独孤在《心理学大纲》等著作中提出了判断“目的性行为”的七个关键指标：
- 活动的自发性：拒绝接受被动的S-R单向反应模式，强调行为可由内部状态自主引发。
- 活动的坚持性：即便初始外部刺激已经消失，机体的行为冲动仍可保持并继续运行。
- 活动方向的变异性：当原本的途径遭遇阻碍时，有机体会主动改变动作样式以寻找替代路线。
- 活动与情境终点的关联性：一旦预期的目的达成或情境发生根本性改变，相关的趋向运动即告终止。
- 对新情境的准备性：有机体在行动过程中展现出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状况的预判与调适倾向。
- 效果的改进性：通过反复尝试与练习，行为的执行效率和精准度会得到经验性的提升。
- 机体反应的整体性：所有局部动作均服务于统一的整体目标，而非孤立肌肉群的机械抽搐。
凡是具备上述特性的活动，皆属于由本能驱动的目的性行为；而缺乏这些特征的纯生理反射，则被麦独孤排斥在心理学研究的核心范畴之外。
理论演进与现代心理学史评价 #
麦独孤的学术生涯跨越了生理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及变态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尽管麦独孤策动心理学对现代心理学的影响十分深远，但其理论轨迹在后期也遭受了相当多的争议。
在早期，他首倡将心理学建立为研究行为的实证科学，其关于“目的”与“动机”的论述，直接启发了后来的新行为主义学者爱德华·托尔曼（Edward C. Tolman），推动了“目的行为主义”以及S-O-R（刺激-机体-反应）理论的发展。他对情操与社会凝聚力的分析，也使其成为公认的现代社会心理学先驱之一。
然而到了后期，麦独孤为了强调意志的独立性，将策动心理学推向了一种激进的方向。他断言追求目标的奋斗是物理学原理无法解释的独立范畴，主张自然科学最终应划分为机械主义与目的论两大阵营。这种将本能泛化为万能解释工具、甚至带有某种泛目的论色彩的哲学倾向，使其晚年学说逐渐脱离了 mainstream 实验心理学的演进主线，但也为后人探讨动机、意志与自由意志的心理机制留下了独特的历史视角。
